周恩来与毛泽东一次谈话解放了175名将军

  周恩来与毛泽东一次谈话解放了175名将军

  毛泽东问:“怎么打倒了那么多干部?”

  1972年12月,风云变幻的北京。清查林彪集团刚刚结束,纠正“文革”初期造成的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终于提上了议事日程。中南海毛泽东书房,一次关系着千百万人命运的重要谈话正在进行。谈话中,毛泽东听了有关汇报后拍案而起:看来贺龙同志的案子假了。怎么打倒了那么多干部?我也无意把他们都打倒嘛!我主要是想教育他们。周恩来抓住机会向毛泽东建议:看来有一个落实干部政策的问题。毛泽东点点头,下了决心:对,这个问题就由你组织落实吧!周恩来很快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谈话,提出了落实干部政策、解放老干部的两个原则:“从上到下,由易到难。”他解释说:“落实干部政策,上头的解放了,政策就明确了,标杆也有了,下边就会跟着落实了。难度大的,先从容易的入手,容易的解决了,难的也就容易了。”周恩来宣布,由中组部负责落实省委常委以上干部政策;由总理办公室负责落实副部长以上干部政策;由总政治部负责落实正军级以上干部政策。周恩来还规定,解放干部的审查报告都必须送政治局最后讨论决定。

  田维新作为总政治部副主任列席了这次政治局会议。“九一三”事件以后,他经常随同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听了总理的传达和讲话以后,李德生与田维新立即向总政治部党委作了传达,并抽调总政组织部、干部部和保卫部的干部组成专门班子,着手在数以百计的军队高级将领中落实干部政策。“文革”初期,军内被打倒被关押的军以上干部多达数百人,级别最高的是两位元帅:彭德怀和贺龙。根据“从上到下,由易到难”的原则,总政治部派保卫部部长蒋润观持介绍信前往中央专案组一办索取贺龙元帅的材料。蒋润观向一办负责人说:“德生主任和田副主任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说贺帅的案子假了。我们考虑为贺帅平反,请把贺帅的材料移交给我们。”这位负责人回答:“你们德生主任和田维新副主任传达的都是对的,贺龙同志也是要平反的。但是,毛主席和总理没有说贺龙同志的案子让你们总政治部去平反。”蒋润观解释:“我们考虑贺龙同志是元帅、军委副主席,贺帅的事我们总政应该办。”那位负责人又说:“贺龙同志不光是元帅,他还是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没有说贺龙的案子让你们平反,材料不能给你们。”保卫部部长乘兴而去,失望而回。他回总政后把情况一说,大家顿时不知所措。连毛主席说了的,也不能马上给予平反,落实干部政策从什么地方下手呢?怎么才是“从上从易”呢?贺帅的平反,一直拖到1974年9月29日,经周恩来建议,毛泽东批准,中央才为贺龙元帅恢复名誉。

  周恩来亲自选定突破口

  正当总政治部落实政策工作班子不知从何入手之时,周恩来亲自为他们选定了突破口。1973年初的一天,田维新正在京西宾馆参加一个大会,接到周恩来的电话,说有事找他。田维新急忙赶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总理说:“我今天找你来谈干部问题,光给你一个人说不好,你再找一个人来。”

  事后,田维新感动地说:“这是周总理关心爱护干部的细微周到之处。尤其是刚开始做落实干部政策工作的时候。”当时,田维新立即用电话通知总政干部部部长魏伯亭马上赶来。周恩来对他们两人说:“找你们来,是谈陈再道同志和钟汉华同志的问题。”陈再道上将和钟汉华中将是在武汉军区司令员和第二政委的位置上,因1967年的所谓“七二0事件”,被林彪、江青等诬陷为“搞兵变”而被打倒的,已蒙冤6年之久。周恩来对田维新和魏伯亭说:“陈再道同志和钟汉华同志没有什么错误,如果说他们有过错误的话,那是他们支持了一派没有支持另一派,经过主席和我与他们谈话,他们支持两派了,后来反对陈、钟的风波是王力他们挑动起来的。”

  根据周恩来的谈话精神,田维新与魏伯亭回到总政以后,经过调查甄别,写出报告,送政治局讨论。在讨论时争论十分激烈。陈再道上将解放后,再回武汉军区任司令员比较困难了,考虑给他安排一个与原职级相当的职位,可是当时大军区一级的正职都只有一人,这可遇上了难题。田维新便去请示周恩来,结果决定只好先委屈一下陈再道将军,安排一个大军区副司令的职位。但是,就是大军区的副职也很难安排。田维新回忆说,他给一位大军区司令员打电话,考虑让陈再道到那个军区任副司令员。那位司令员回话说:“他是我的老上级啊!”话虽只有一句,意思是很明白的:让老上级去当副手,工作不太好开展。可是,别的地方也不好安排呀。田维新再次给这位司令员打电话,那位司令员干脆直说:“老田,千万别让他来。”就这样,找来找去,最后找到了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韩先楚当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福州军区司令员,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难得他爽朗表态:欢迎陈再道来福州。这才算解决了一个难题。陈再道后来还担任了中共中央军委顾问、铁道兵司令员。钟汉华中将解放以后,先后出任广州军区副政委、装甲兵政委和成都军区政委。

  四位上将聚福州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时,有57位将军获上将军衔。上将是继十大元帅十位大将之后的第三级军衔。能晋身上将之列的将军,都是勇冠三军,做出过重大贡献的。到70年代初,已经有几位中将出任大军区司令员,福州军区却汇聚了四位上将。福州真乃一块福地。那是陈再道到福州军区任副司令员后不久,王建安上将也得到了解放,同样面临一个工作安排问题,与陈再道一样,王建安的资格也很老。他是在济南军区副司令员的任上,因所谓“搞修正主义”的莫须有罪名被打倒的。解放他的工作并不太难,安排他的工作却很难。因为他资格太老,现任大军区司令有很多原先是他的下级。遇到了这样的难题,田维新只好又去请示周恩来。总理说:“你还是找韩先楚再谈一谈。”田维新再次找韩先楚商量。韩先楚说:“我这里已经有一位老同志了,别的军区也可以安排嘛!”田维新碰了一个软钉子。他半开玩笑地说:“韩司令,我是征求你的意见,可这是总理让我征求的意见。上次安排陈再道,我感觉你很开明。现在看来你的开明是有限度的。”韩先楚仍不松口。田维新深感棘手,又把情况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略一沉吟:“还是放韩先楚那里好一些,开会时我与他谈一谈。”几天以后,韩先楚奉命进京开会,田维新在人民大会堂门口迎接。一见韩先楚,田维新打招呼说:“老韩,你不给我面子,这次可是总理找你谈了,你不能不给总理面子吧!”

  “见了总理,我也还是有困难啊。”韩先楚说:“王建安是我的老上级,老同志多了,我也不好工作哪。”

  韩先楚说的也是实话。王建安在红军时代就是军政委,而韩先楚那个时候还是师长。可是,谁知周恩来找韩先楚一谈,韩先楚就心悦诚服地同意了。于是,福州军区又多了一位上将副司令。红军时代即担任军政治部主任的李志民上将重新出来工作以后,也到了福州,出任福州军区政委。四位上将就这样走到了一起。

  杨勇大度对待结论

  当时,在微妙的政治形势下,军队高级将领的解放工作,基本上是周恩来点一个解决一个。周恩来点将的方式又总是十分巧妙。一次,政治局开会,周恩来突然向李德生和田维新提了一个问题:“杨勇、廖汉生是怎么打倒的?”李德生和田维新面面相觑。他俩也不知底细,只好如实回答:“不知道。”“你们去调查一下”。周恩来说。这就是周恩来的领导艺术,点到为止,不划框框,结论由做具体工作的同志通过调查研究去下。总政治部立即派人调查。杨勇上将和廖汉生中将是在北京军区司令员和政委的任上,于“文革”初期被莫名奇妙打倒的。有周恩来点将,两位将军的解放工作虽然也费了一番周折,但最终都解决了。廖汉生将军复出后,先后担任过军事科学院政委、南京军区第一政委、沈阳军区第一政委,还担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职务。杨勇将军复出后,也担任了大军区的领导职务。但是,他本人的大度,却使他的结论经历了一番反复。而正是在这一番反复之中,周恩来对干部的一片爱护之心,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杨勇被打倒时,并没有被林彪一伙抓住什么把柄。他们便无中生有,无限上纲,甚至把杨勇部下的参谋、科长的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儿,也都一股脑儿地算到杨勇的头上。总政治部重新审查杨勇将军的结论出来后,周恩来批示:“请田维新同志找杨勇同志谈一下,征求一下杨勇同志本人对结论的意见。”杨勇是田维新的老首长。田维新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六军政治部主任时,杨勇是志愿军司令员。接到周恩来的批示后,田维新亲自跑到杨勇的住处,征求杨勇对审查结论的意见。杨勇很大度地说:“总政做的结论我没有意见。”田维新说:“结论是我们做的,但是我们对你的问题不是很清楚,总理指示让我跟你谈一谈。你有什么意见,总理会重视的。”田维新还拿出总理的批示给杨勇看。杨勇还是说:“我对总政的结论没有意见。”田维新说:“你还要在结论上签字。”

  结论作出以后,杨勇等了半年,才被分配到沈阳军区任副司令员。当时沈阳军区司令员是陈锡联,他与杨勇在解放战争时期都曾是刘邓大军的兵团司令员,还是并肩指挥作战的老战友。他欢迎杨勇去沈阳,并建议杨勇担任军区党委第三书记。过了不久,中央调杨勇出任新疆军区司令员。杨勇上任之后,周恩来在杨勇的结论上再次批示:“田维新同志,我们给杨勇做的结论似乎口径严了一些,请你再征求杨勇同志一次意见。”

  周恩来总是这样体谅和爱护做具体工作的同志。他在批示中用“我们”而不用“你们总政”那样的字眼,主动承担了“口径严了一些”的责任。然后又用“似乎”一词缓和批示的语气,以减轻做具体工作的同志的压力。尽管周恩来的批示口气很和缓,田维新深知其中份量。他再次亲自跑到杨勇下榻的京西宾馆,把总理的批示给杨勇看了。杨勇还是那个态度:“我不是说没有意见吗?”田维新说:“总理说还是严了一些。”见杨勇一时没有表示,田维新又说:“我把结论放在你这儿,等你考虑成熟了以后我再来。”第二天,田维新带着总政干部部的一位处长再次去京西宾馆拜访杨勇。不料杨勇还是说对结论没有意见。田维新又做了半天工作,杨勇才说,结论中提到的一个问题,是一个科长干的,但是自己负有领导责任。“把这件事写在我的头上也是可以的。”当总政根据杨勇本人的意见修改了结论之后,杨勇看也不看便签了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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