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阿七案

  唐阿七案

  案发

  唐阿七摊上大事了。

  一个人若是太顺当,难免招人嫉恨。打开唐阿七出事前的履历,似乎符合这一判断。1828年出生的唐阿七,10岁时幸运地来到香港教会学校念书。有机会接受英文教育,对今天大多数孩子来讲再平常不过,可在19世纪前半叶,只能说是凤毛麟角。5年后,英国驻上海领事馆借用阿七当翻译,时间虽仅有半年,但一个心智初启的少年,整日耳濡目染两国政府间如何打交道,这种历练实在超前。于是后来的阿七赴美淘金,既经营有方又勇于任事,被当地华工、华商公推为带头大哥,也就顺理成章了。

  清咸丰十一年(1861) 阿七回国,翌年进入上海海关担任通事(即翻译),继续顺风顺水。没过多久,便凭借其出色的双语才能,被当时负责长江各口关务并兼任江海关税务司的赫德拔擢为首席翻译。公干之余,唐阿七甚至还有余力,和先前也在江海关担任要职的弟弟唐阿九合作,兄弟俩合编了中国最早的一部英汉字典——《英语集全》。

  直到1864年10月的某一天,阿七这艘顺风船终于搁了浅——他被上海道台丁日昌以有人告发其受贿为由,拘了。

  其实涉案金额倒也不多,500两银子而已。但按照大清律,理当问斩!不出意外的话,阿七的脑袋已是暂时寄存在他的脖子上。

  唐阿七锒铛入狱的当口,已是大清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正在他刚开始组成的海关地带旅行”,和其同时代的传教士一样,赫德“认为巡视非常重要”。从他10月25日离开北京作南方巡行起,沿途平静无事,然而11月4日一抵达上海,便听到了阿七案发的不幸消息。

  赫德很失望。事实上,他在一年前就有这样的担心。曾几何时,“上海通事中间出于礼节的贪污”甚为流行,“他们得到特许,帮助商人办理海关业务,收取报答他们服务的规费。此外,他们接受大量‘礼品’,大肆勒索敛财”。大环境如此,赫德怎么可能对唐阿七百分百放心?不过,阿七“历游外国多年,熟习洋匠”,办事干练,深得自己赏识。因此,总是把他当成“另类”看待。没曾想,阿七还是经不起当官的诱惑,用受贿的500两银子,出资新捐了一个五品同知的官衔。到底还是不能免俗啊!如果阿七能知道赫德早已内定他为两名候选的华人税务司之一,他还会不会犯事呢?

  会晤

  在上海停驻期间,赫德除了指导海关工作,参加外侨社交,还将拜访刚刚履新的道台丁日昌。道台是赫德日记里的称谓。其全称是“分巡苏松太兵备道”,实在冗长拗口,因其驻地在上海县并兼理江海关,又简称为上海道、江海关道、关道等。虽说“海关引用外人负责办税务”, 但又规定外籍人员作为道台征税的“助手”,因此赫德对这次会晤很重视。

  11月8日,赫德如约而至。

  “访丁道台。他身材瘦小,牙齿不好,但目光非常睿智,专注时富有意味。他是潮州人,说的话一下子听不清楚。”

  潮州虽地处广东,但其方言却属闽南语分支,与赫德能听会说的粤语完全不一样。但这并不妨碍丁道台给赫总税司“留下非常好的印象:他见解正确,思想先进,坚毅不渝。除此之外,他两袖清风,而且不怕负责任”。

  确实,丁日昌新官上任伊始,便高调倡导改革,厉行铲除积弊,给上海滩带来一阵清风。有关他的传言神乎其神,赫德就曾听说 “他有一扇边门,夜晚由此微服外出,然后非常出人不意将打瞌睡的哨兵和恶棍坏人砍倒”。

  果真如此吗?传言在接下来的谈话中得到印证,只不过有些小小的夸张。

  丁日昌告诉赫德,“他一直到处‘指摘’别人:他刚刚‘参’了‘参将’,理由是他夜间不出去巡逻,常玩忽职守。他曾将一些敲诈勒索的官员问斩!”

  这个不幸的参将,应该是被微服外出的道台抓了现行。还有那可怜的阿七呢!他会不会成为丁道台的刀下新鬼?

  赫德非常清楚,“时世需要雷厉风行”,需要“有一个像丁这样的人”,因此,当丁道台向其通报唐阿七案件有关情况后,他郑重表态:

  “关于阿七,我说他必须把事情做好。作为一个薪资丰厚的通事,经常接受馈礼,从一个人那里就收到500两之多,迹近敲诈勒索,这是难以容忍的。

  “我对阿七感到遗憾,但是他的作为必须尽可能依法严惩!”

  赫德看重海关声誉,他不得不忍痛割爱。不过他的用词“迹近”却很讲究,在定性上留下了转圜余地。

  酷刑

  两周后,唐阿九的突然来访,让赫德非常震惊!按阿九的说法,“尽管有道台的吩咐,但狱卒待他(指阿七)非常坏。”

  怎么会这样!赫德想起几天前再次往访道台时,丁日昌“答应在法律允许范围内宽大处理(唐阿七)”,并信誓旦旦说“已特别吩咐狱卒无论如何不要去骚扰他”。难道丁道台出尔反尔?赫德用颤抖的笔,记录下那比但丁描绘的地狱还要恐怖的惨状。

  “(阿七)头上发辫系在墙壁的钉子上:要是他的背部向后挨靠,一枚伸出来的尖针便像要刺入他的后脑袋,从他的双手——它们扣上又小又紧的手铐——突出两根铁杆,一根抵住喉咙,阻止他的头颅向前移动,另一根对准腹部,使他的两手一直伸开。他的脚也被尽力拉开,他难受到了极点!”

  这就是传说中的枷刑升级版。在这页日记上,赫德还用不同颜色的墨水写道:“Ja san Keh’rh”。原来,赫德的中文虽然说得呱呱叫,但汉字却写得歪歪扭扭,其日记是用母语英语写的,遇见无法对应的词汇,他有时用中文标注,或是干脆用拼音。这次与唐阿七一起被捕的,还有同案犯张灿、秦吉,他俩的身份是钤子手(即验货员)。因此赫德150年前旁注的这四个旧式拼音并不难猜,多半是“枷三个人”。三人的悲惨遭遇着实让赫德惊呆了,好久都缓不过气来。其实有清一代,刑讯逼供蔚然成风,晚清重臣张之洞就曾奏称:“敲扑呼号,血肉横飞……反覆刑讯,拷讯之惨,多人拖累,则有瘐毙之冤。”如此看来,阿七们暂且还没有把小命搭上,已属幸运。

  “可怜的家伙!若非立即释放,他势必彻底垮掉,为了救他免遭酷刑拷打,他的朋友将被榨取到罄其所有,分文不留。” 赫德的担忧不无道理,事情的进展正如他的预见一样一步步演变。临行前,阿九苦苦哀求赫德,能否缴一笔罚金从轻发落,不然的话,无论如何也得把阿七关在上海。因为就算刀下留人处以流刑,已被折磨得不成人样的阿七,照样会半途倒毙。

  唐阿七案件令赫德陷入沉思:“中国的祸根在于官员薪俸低微不足,从这个根上长出可以称为‘花与蓟’的作物——蓟是直截了当的勒索和侵吞钱财,花是送给衙门的人的礼物。通事似乎多年来一直有在结账日接受中国商人送礼的习惯。”这样的做法已经成为潜规则,“但是直到丁道台履任,它实际上才被查出来是一种制度化的做法。在经过若干考虑之后,他决定不这样做”!也就在这时,阿七按照惯例,接受了八月中秋节礼,正好被平常嫉妒他的人举报。看来,活该唐阿七倒霉,他撞丁道台枪口上了。

  阿九的眼泪在飞,年轻的海关首长动了恻隐之心。“花与蓟”形式的贪污现象,在中国遍地开花。不知是想起了阿七“在其他方面是一个好的重要雇员”,还是总税务司的人道主义精神使然,反正赫德似乎找到了原谅唐阿七的理由:“惩罚的目的在于儆戒他人,而阿七作为一名通事,惩罚他的目的在于儆戒其他通事不得营私舞弊。就他的犯法行为而言,他受到的惩罚已经完全够了!”

  赫德当时有没有答应阿九的诉求,我们不得而知。不过,在经过一天的思考后,在满满当当全是唐阿七案件记载的第二天日记结尾,赫德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我必须设法让他获释。”

  未遂

  洋人出手相救,这个案子是不是就柳暗花明了呢?事情远非这么简单。但赫德的求情函件多少还有些用处,至少,“他们已停止对阿七严刑拷问。”

  一周后,丁日昌登门回访。他首先向赫德致歉,为阿七被虐感到遗憾。并解释他上次确实“下令叫人们不要骚扰阿七”,可狱卒摆明了没有执行,以至于阿七遭了大罪。这导致丁 “大怒不已”,而相关责任人也受到鞭挞100下的惩治。

  丁日昌告诉赫德,他所能做的也就这么多了,因为另有大人物也介入了此案。而且据说“已将阿七一案转交北京审理,但是不知道是交总理衙门,还是交刑部。”

  这个大人物,就是赫德的老相识,丁日昌的庇护人——江苏巡抚李鸿章李抚台。丁日昌之所以来到上海,便是拜李所赐。而李鸿章举荐丁日昌的一个重要原因,并不仅仅因为丁是一个吏治能手,他或许更看重其另一个身份——军工专家!“在兵工制造方面,丁更具专长,非当时任何大吏所能及”。

  原来,李鸿章自 1862年率淮军自安庆雇英轮抵沪后,深感洋人船炮之坚利,“深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他坚信,“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便会敛手”。在这种观念的驱使下,他在上海创办了洋炮局,即从广东催调“学识深醇,留心西人秘巧”的丁日昌来沪主持局务。丁到上海后,主持炮弹一局工作,但这里清一色中国工匠,使用中国式泥炉与磨、锉、旋等手工具,只能制造一些短炮与炮弹,与李鸿章的期望值差距太大。

  1864年5月,李鸿章向总理衙门慷慨陈词:“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这个建立“制器之器”工厂的艰巨任务,理所当然便落到了上海新道台丁日昌的身上。于是,丁道台在沪上除了致力于革除海关陋规,整顿社会不良风气外,还时刻“留心访购各种制造机器之器”。神奇的是,为了解决李鸿章要求的“立时兴造”难题,唐阿七也“被”卷入其中,此乃后话。

  既然营救未遂,多说也是无益。赫德结束了在上海的工作,继续他巡视条约口岸的艰辛之旅。每去一个地方,赫德不仅指导当地海关事务,也“设法在口岸地区道台和其他中国官员中树立起他个人的威望和信誉。”当然,他也时刻挂念着阿七的命运。

  转机

  赫德再次获悉阿七的消息,已是在来年的广州。粤海关监督毓清在新年饭局上告诉赫德,李鸿章专门致函询问他,“要查明此处通事是否在接受商人礼品等方面干了些什么”,并且李“已奏请摘除唐阿七顶戴,以便可以给他更为严厉的处理”。

  粤海关监督向由皇帝简派,带有钦差色彩。既管理“天子南库”这一巨大税源,又可谓皇帝派在广东的耳目,其地位在广东的省级官员序列里差不多居于中游。李鸿章亲自向毓清函询,充分体现了他对此案的高度重视。可是,他为什么要问“广州的通事是否获允接受送礼”?莫非阿七招供说收受节礼是全国海关的通行做法?赫德清楚,毓大人的回复关乎阿七的命运,但他怎么可能说真话呢?要知道,“粤海关书吏专以隐匿漏税为长技,终无实数可以稽查,家丁则通同舞弊,以分其肥,遂至彼此勾串,牢不可破。历任监督但只求其正额无亏。”看来,阿七又要有大苦头吃了。彼时,“具有官阶的人享有特殊的法律豁免权”,李鸿章之所以褫夺阿七功名,“奏请摘除唐的体现其官阶的顶戴”,正是行将严重处罚的第一步啊!

  2月25日,赫德离开广州去香港,27日便“从那里乘‘北京’号沿海岸航行”,厦门—汕头—厦门—打狗(今台湾高雄)—淡水—厦门—福州—厦门—汕头—香港—上海,他马不停蹄地在这些口岸逡巡,平均每5天便换一个地方,其南巡工作进入加速提档期。密集的航行也险些带来意外,在厦门附近的一个海滩上,赫德遭遇海难,死里逃生。直至4月31日到达上海,搬进一所“对于一个单身汉说来已够舒适”的新居,才总算安定下来。

  这两个多月的日记也因此中断,不过,在开始写作新一卷日记时,赫德除了记下他“访问各地离开和抵达日期”,还将“值得回忆的任何事情”都一一补齐。如此,我们又能知道赫总税司仍在惦记着他的老部下——原江海关通事阿七。

  “我曾致函李抚台,尽力为唐阿七获释做些事。他承受的苦楚骇人听闻:我要注意勿让任何不应受到严酷处理的人再落入当局手中。”

  落入当局手中,那还能有个好?!或许是阿七命不该绝,他的命运终于出现了转机。只是我们无法得知他是主动扼住命运的咽喉,还是身不由己地入了一个“局”。

  赎身

  话说丁日昌为完成李鸿章尽快办厂的指示,一直在留心出卖铁厂机器的对象。经人介绍,终于看中设在上海虹口的一家美商旗记铁厂,据称是当时洋泾浜“外国厂中之机器最大者,能修造大小轮船及开花炮、洋枪各件”。这家厂的老板是美国人T. J. Falls,因其曾为清军制造大炮之类军器,为其他外人所排斥,故想将该厂出售。丁日昌派人问价,不料老板狮子大开口,“该洋商索值在十万洋以外 , 是以未经议妥”。面对这样一个天文数字,李、丁二人不约而同地想起了在押的唐阿七,这个“历游外国多年,熟悉洋匠”的待决犯,不正可利用他谙熟英语、通晓业务的优势,前去洽谈戴罪立功?果然,备受凌辱的阿七却不辱使命,几经谈判,终以4折成交。

  丁日昌不愁阿七不卖命,因为省下来的钱,都是阿七自己的!何出此言?这中间的曲折我们虽已无从考证,但看看李鸿章后来给朝廷奏折里的表述便明白其中究竟。“(唐阿七)因案革究,赎罪情急,与同案已革之扦手张灿、秦吉等愿共集资四万两 ,购成此座铁厂,以赎前愆。”

  这桩号称自愿的“交易”正是在赫德巡视期间达成的,而他得知“谜底”,却是在这年的5月24日——女王诞辰。这一天,赫德抵达苏州,与“看上去羸瘦,像患了痨病似的”李鸿章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会晤,在谈及唐阿七案件时,李告诉赫德,“阿七的事,他会尽力。账一确定,他们就能够立即决定阿七能否出钱摆脱困境,并说他在此期间不会受到虐待。”很显然,白花花的银子要比赫德的求情管用。

  不知道是不是为了表达某种情绪,赫德揶揄说“狱卒已从他(唐)身上取去几乎全部的钱财”,李鸿章不以为然,呵呵笑了起来。

  已经升任两江总督的李制台大人当然有理由开心,他孜孜以求的“练兵以制器为先”理想终于实现。至于唐阿七一案, “既情有可愿, 报效军需赎罪, 亦有成案可援”,李鸿章另咨总理衙门缓颊,阿七重获自由身。

  三年后,以阿七身家性命换来的这家工厂,造出了第一艘大型机器轮船“恬吉”号,下水试航那天轰动了上海港,黄浦江两岸观者如堵。

  此时此刻,在遥远的另一个着名港口德国汉堡,马克思用毕生心血写就的煌煌巨着《资本论》第一卷也刚刚问世。他在第一卷“所谓原始积累”中写道:“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诚哉斯言!黄浦江畔的这家亚洲最大的军工厂,它的“所谓原始积累”,难道不是流淌着阿七的血泪?!

  后记

  行文至此,或有读者疑问,一个小小的海关翻译“因事收监”,熬刑不过被敲骨榨髓,这在吏治腐败的晚清应属寻常事。值得这样大书特书?且容笔者慢慢道来。

  其一,阿七并非等闲之辈,他就是以后的工商巨子唐廷植。其胞弟阿九的名头更响,为中国近代着名买办、实业家唐廷枢。李鸿章曰:“中国可无李鸿章,但不可无唐廷枢。” 兄弟俩被后人誉为中国近代工商业的先驱。以阿七之才干,丝毫不输阿九。之所以在日后比弟弟稍逊风骚,甚至甘居幕后,实在是因为早年这件官司的阴影所致。

  其二,唐阿七及其唐氏家族倾家荡产赎下的那家工厂,便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作为当时中国第一家规模最大的近代军事企业,它堪称洋务运动的标志。

  其三,赫德正是受“唐阿七案件”启示(《赫德日记》中译本“唐阿七”、“唐阿九”根据原文Tong Achik和Tong Akue音译),开始在新型海关设计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廉政机制。

  值得一提的是,唐廷植早年在上海海关的这段悲惨遭遇,成为他一生中永远的痛,讳莫如深。当时的名字“唐国华”故而弃之不用,这个案子也就一直湮灭在历史的风尘中。近年来,经过一些所谓“历史写手”的加工,该案已被演绎得不成样子。在各式各样的版本里,主流分为两派。歌颂唐廷植的,将其描绘成“蒙冤入狱,上演一出购厂赎罪的传奇,一时间扬名上海,蜚声中外”;赞美丁日昌的,更是充分发挥想象力,丁“抬头一看,一幢花园别墅赫然呈现眼前,不觉心中一动。原来,此别墅为海关通事唐国华所有。次日,丁日昌带着僚属来到海关,叫来唐国华和张灿,说:‘久闻两位老兄敛财有术,本道台现筹建机器制造总局束手无策,请有以教我。’唐张两人吓得浑身战栗,生怕贪赃枉法的行为漏底,各报捐银二万两。丁日昌微微一笑。”

  更有甚者, 还有张冠李戴的,将丁日昌在上海的这段事迹安在了丁宝桢头上。

  正是上述原因,促使笔者爬梳剔抉,重新梳理这桩面目全非的案件。某虽不才,生产不出那些写家们擅长的头脑风暴,但能借手中拙笔,将基本史实还原,似可释怀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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